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知事几、察物情者,可与谋国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谋身。”所谓“知事几、察物情者”,主要指那些智慧有余而道德不足的人,其所谋越大,则带来的祸患也会越大。也就是说,只有理性意识而无道德意识的人既不可谋国,亦不可谋身,因为“是非之外无祸福焉,义利之外无昏明焉”。
道德意识在《周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对于战略主体而言,如果仅仅有理性意识,而没有道德意识的制约,即使知道事物的几微之理,由此而进行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尽管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最终也会走向失败的结局。但是,如果仅仅固守某种道德,而对未来没有理性的认知和清晰的视野,同样不能够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进行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时,战略主体必然要将理性意识与道德意识进行相应的统一,这在易学里被称之为“仁智双运”。
所谓“知几”,就是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几微”之处,真正通晓事物“几微”变化的人,也必然是道德高尚的人。《系辞传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预见事物微妙的征兆,按照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做事,可以说达到神化的境界了。君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而不谄媚,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而不傲慢,这才算真正知道几微之事了。“知几”属于理性意识,“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属于道德意识,由上下文义可知,“知几”的行为本身已经内蕴有道德意识了。这样,理性意识和道德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统一了起来。实际上,最高的理性意识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意识,反之亦然。如《系辞传下》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穷尽事物微妙之理,把握事物变化之道,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因此,最高的理性意识与最高的道德意识完全统一起来了。
“知几”的理性意识之所以与道德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从战略的长远性来看,行为主体的道德性不一定带来预期的目的,但是,行为主体的非道德性一定会带来灾祸。
《系辞传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就美名,罪恶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不足以给自身带来灾祸。小人以善小而对自己没有好处而不去行善,以恶小没有坏处而处处行恶,因此,小恶积累到无法掩盖,罪恶大到不可挽救。《坤・文言》亦有相似的观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履霜,坚冰至”强调的是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微小到显著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人事上就是“积善”带来好的结果,“积不善”就带来不好的结果,臣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循序渐进慢慢地发展到这样的结果,其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早地加以辨别。所谓及早地辨别之事,就是要在具有“履霜,坚冰至”理性意识基础上,认识到“善”可能会带来“吉”的结果,“恶”必然会带来“凶”的结果,因此,道德的“善恶”与战略主体要达到的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王夫之所说的“知事几、察物情”者只是具有理性意识而缺乏道德意识的人。而真正的“知几”必然是“仁智双运”的。责编:许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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