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

　　近日,著名学者易中天应邀做客由南方日报社主办、东莞市寮步镇承办的第八期香市讲堂,并作题为“先秦政治智慧”的精彩演讲。

《书生傻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

　　◎核心提示

　　“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明清时期,东莞寮步的香市与广州的花市、罗浮的药市、合浦(前属广东)的珠市并称“广东四大市”。日前,有着“学术超男”之称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应我报之邀首次造访东莞,并在美丽的香市―――东莞寮步镇,品莞香、话传统、谈忧患、说礼乐……

　　在易中天看来,早在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华民族的思想中就充满了智慧。他将中国智慧分为哲学、人生和政治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代表着哲学智慧的是《周易》,代表着人生智慧的是禅宗,而政治智慧的内涵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和以乐保证和谐。

　　易中天说,依靠这些智慧,周朝维持了500余年的历史,直到春秋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礼崩乐坏,最终激发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一场“先秦政治智慧”的主题讲座后,易中天也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

　　○易中天近作

　　一个心智早熟的民族

　　早在三千多年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就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先秦诸子思想中充满了智慧,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个说法:人类就像人,也有自己的童年时代。人类的童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正常的、早熟的和粗野的。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但他没有说谁是粗野的,谁是早熟的。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的童年时代,就是早熟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先秦诸子百家,就是心智的早熟。

　　这个心智早熟的标志性的代表就是《周易》。《周易》用一种最简单的符号表达方式,却把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或思想―――“世界永远在变化,永远会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表达出来。

　　三千年前,我们的民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说是一个早熟的民族,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民族。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智慧可分为哲学、人生和政治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如果说中国人的哲学智慧最集中的体现是《周易》的话,那么人生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禅宗,禅是中国人生智慧的结晶。

忧患与乐感统一的文化基律

　　中国智慧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政治智慧。先秦政治智慧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周公。今天讲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化,其根基就在于周文王。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儒家学基本上就是从周文化延续过来的。

　　然而,周制度是怎么创立的呢?是周公对武王伐纣胜利的反思。正是由于周人的反思,奠定了我们民族的总文化基律,那就是忧患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律,就是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的统一。

　　孟子当年也说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还有我们熟悉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讲的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般人读这句,都是先天下后个人,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叫做先忧后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去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都是在体验忧患,辛弃疾的词说得很好,“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还有曹操的诗:“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都是忧。还有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忧患意识中,周公的第一个思考就是,已经获得的政权如何才能巩固?由此诞生了他的第一个政治智慧―――以人为本。

　　以礼维秩序以乐促和谐

　　在思考完政权的稳固性问题后,周公又开始思索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周公认为,“天下”的产权是“天”的,但“天”有产权却没有治权,需要找个代理人,于是就找到了“天子”,天指定他的嫡长子来治理天下,同时也会收回天命。然而天根据什么来授权,又根据什么来革命呢?那就是德。

　　由此引出了周公的第二个政治智慧,即以德治国。以德得天下,就以德治天下。

　　但是,“德”是虚的。怎样是有德,怎样是无德呢?德必须有可操作性。由此引出了周公的第三个政治智慧,那便是要把看不见的“德”转化为看得见的“礼”。

　　礼是什么,就是秩序。秩序靠什么维持呢?就是等级,礼就是等级秩序。

　　然而,等级森严会桎梏人性,必须以乐保证和谐,这便是周公的第四个政治智慧。音乐就是快乐,快乐就像音乐。音乐是乐音的快乐形式。什么是乐音呢,乐音有什么特点呢?简单来看,乐音有高度、长度、强度和音色等四大不同。因此,乐音的特点就是不同,但放在一起很好听,很和谐。

　　由此来看,和谐是什么呢?和谐就是多样主义。就是大家虽然都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却很快乐。

儒墨道法诸子争鸣

　　可惜的是,周公的四个政治智慧最终只保住了周王朝500余年的安宁。春秋中后期,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秩序没有了,规矩没有了,天下大乱了。于是,大家就来考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儒家提出的方案就是,以仁爱救世。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缺乏爱。儒家的仁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孝,一个是悌。同时还包含着两重原则,一是对等相爱,即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一种叫顺序延伸。纵向的爱,爱父母,父母的父母也要爱。横向的悌,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要爱,相当于兄弟的老乡、同学、同事、战友等也要爱,少数民族也要爱。孔子的理想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这些并不管用,孔子一辈子都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墨子对孔子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社会之所以出问题确实是缺少爱,但原因正是儒家所提出的等级之爱所造成的。墨家认为,社会要达致和谐,需要的是兼爱,即平等之爱。

　　道家则对仁爱和兼爱都进行了否定,并提出最好的救世办法是不爱,也就是无为。并对竞争机制进行了批驳,然而也没有用。

　　最终,法家出来了。法家也反对爱,但与道家不同,法家认为爱是没用的只能求之于制度。

　　◎访谈

　　不要指望传统文化中有救世之道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热衷学习传统,并希望从传统中找到救世的办法。从您讲述的先秦政治智慧中,我们能得出什么启示?

　　易中天:你说的这一情况,其实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其他文化的挑战,我们正面临着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间,如何既植根于传统,又跟得上时代潮流?

　　在面对一个问题时,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把传统给丢了。于是,很多人就希望,把传统请回来,就以为能够救世。

　　我可以负责任说,先秦的这些智慧中,儒墨道在当时是连自己的世界都没有救成,还能救今天吗?法家也恰恰是在乱世中治世。所以不要指望我们传统中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救社会,拯救人类,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坚持扩大开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唯一的路。

　　记者:“我坚决反对把我和‘国学’放在一起。”这是你刚才在讲座上的表态,曾一度被标签化为“学术超男”的你,为什么会对国学如此抗拒呢?

　　易中天:因为国学最初提出来是为了抗拒西学的,实际上是想用我们的一些传统思想来对抗普世价值。

　　我认为,今天的改革不能脱离传统,一味崇尚西学。但我更赞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因此,我反对把国学想成愚民御民的东西,未免太过简单偏颇了。国民学习国学并不意味着思想被禁锢,也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的文明思想。如今的国学太过于功利性和形式化了,很多知名的企业都提出要让员工们进行国学知识的培训,一去就要讲周易,这种课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去的。不仅如此,目前出现的国学热中,泛滥着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化自恋”,这也是要不得的。

　　记者:您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今中国社会造就不了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易中天:说这个话也许有点严重了,但是其实是有依据的,如果想要有思想,需要的是静虑的环境,而如今的社会是一个闹腾的社会。现在大家都很闹腾,国人急功近利的心理太严重,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管理都透着一种急于出成果,进行量化管理的气氛。把学校都办成“养鸡场”,天天数鸡蛋有多少。

　　现在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我们的学校,不教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什么现在很多毕业生不容易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不被用人单位满意。而有这个能力的无一不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学校的教育很少能够展开讨论,教师自己都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非常严重和需要改善的。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刘进朱晋王慧慧实习生林t慧\专题摄影南方日报记者苏仕日 责编：许顺喜